十五、封疆大吏精图治

（二）

光绪九年（公元年），朱寿镛曾因家乡童试一事被动地卷入一起官司之中，而彻查的结果却为人所诬告，个中情节一波三折，甚至惊动了朝廷，不妨一述。

该案缘起于宝应县附贡生祁炳文以朱寿镛干预地方童试、以势弄权为由提起控告，臬司许应鑅（公元—年，字昌言，号星台，番禺人，官至浙江巡抚）命候补知府杨岘（公元—年，字庸斋，号季仇，归安人，官至盐运使）会同署扬州府知府黄波进行调查。

两位知府经过调查，“讯得祁炳文与朱寿镛素无嫌怨”，事情的前因后果为：“祁炳文的学生、原籍高邮州现寄居宝应县的王汇川之子王寿民以宝应籍贯应试三次，但都被童生朱昭煌、廪生耿植等先后揭发。”随后“臬司访闻祁炳文及范观生等有教唆词讼情事，饬县招告。”祁炳文因此感觉颜面大伤，恰在此时，“祁炳文之侄祁汝楫在途拾获朱寿镛家信一封，送交祁炳文拆阅，内有嘱托公事之语，祁炳文心疑伊被访办系由朱寿镛播弄，并以王寿民应试受阻亦系朱寿镛从中主使，遣抱具控。”

两位知府调查后得出结论：“据祁炳文当堂交出原信，而朱寿镛遣丁投具亲供并不承认，核对笔记亦不相符。诘之祁炳文，未能指出确据，拟议祥由臬司许应鑅会同江宁藩司梁肇煌复核转祥在案。”

后祁炳文通过亲戚署无锡县知县汪祖绶（公元—年，字汉青，盱眙县人，进士）向江苏学政黄体芳（公元—年，字漱兰，号莼隐，瑞安人，官至左都御史）进一步上告，黄体芳在上奏的折中称：“在籍道员把持童试，承审官过涉含糊”，“朱寿镛阴主其事”。

由于事情越闹越大，光绪帝遂于七月十九日发出上谕，令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和江苏巡抚卫荣光（公元—年，字静澜，新乡人）“将此案确切查明”。

左宗棠等人领到圣旨后即命“苏州藩司谭均培会同署淮扬海道徐文达确查妥议”，光绪十年（公元年）二月初四，左宗棠上奏光绪帝称：

“祁炳文身在押所，辄令其侄祁汝楫截人家信，以图攻讦，情殊阴险，继称在途拾获，亦涉含糊。惟既经臬司访有唆讼情事，应饬该县先将其附贡生通祥斥革，归于访案，另行从重拟办外，查朱寿镛以在籍道员，于童生王寿民被控冒考一事，自有地方官及学臣裁夺，乃辄浼其亲串无锡县汪祖绶代递节略，详述王寿民之文，王汇川素与教官往来，且为皂役王松之兄，系属身家不清，任意摭砌，似此职官干预地方公事，殊有不合。

署无锡县知县汪祖绶为代呈节略亦属非是。相应请旨，将盐运使衔河南候补道朱寿镛，前署无锡县、正任吴县知县汪祖绶，交部分别议处，以示惩儆。

承审官于朱寿镛先在学臣处呈递节略，未奉饬知，以致无从追诘，尚非有意袒护，但奉委提讯，不能审出实情，又不详细确察，于祁炳文呈出家信并不令朱寿镛面写核对，仅称于亲供内笔迹不符，又不追究捏造假信之人，办理究属草率。应请将呈审此案之署扬州府知府黄波、候补知府杨岘，一并交部议处。”

最终的结果是朱寿镛与此事毫不相干，而汪祖绶受到训斥，其本人当时正好生病，于是借此辞官归乡，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先后担任八县知县的官场生涯。

朱寿镛在光绪三十三年的奏折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年）正月，河南持续大雪，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通被阻断，“乡间薪米隔绝，不入城市，贫民无积贮，至有冻饿死者。”虽然大户人家煮粥散棉进行赈灾，但当时“铁路未通，运输不便，农时偶乖，辄皇皇有饥荒之忧。”饥馑逐渐迫近之际，“救生之术惟有减食节粮，或以树皮野菜佐餐。”为了度过荒年，“富户屯粮自备，闭门遏粜”，“中家亦取荆叶杂米煮食”。加上之前一年小麦歉收，致使大米价格猛涨，每升由原来的八十钱涨到一百四十钱。缺粮的担忧导致人心惶惶，零星的骚乱紧跟着就开始出现，“乡间有纠众夺富室仓谷者”，这一状况又大大引起了老百姓的恐惧情绪。

其时，任职南汝光道的朱寿镛，为了稳定局面和应对灾情采取了果断措施，一面对于领头闹事者予以惩处，即使是平日有较好关系的也不留情面，“亟饬有司，捕纠众劫粮之陈世缙下狱，世缙，邑之名诸生，寿镛素赏其文者也。”由于朱寿镛不曲情面，使得原本近于失控的局面一下子安定了下来，“由是乡民咸畏法，虽饥不敢暴动。”

同时，朱寿镛亲赴当地的大户人家，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把多余的大米拿出来和饥民们共度时艰，“亲出劝导城内富户，粜米弭变以自全。”“征发城乡富家仓谷砻米，集于城隍庙平粜，每升定价百六十钱。间三日一粜，籴者人以一升为限。”又把原本存于仓库中的陈米以低廉的价格悉数推向市场满足贫困老百姓之急需，一并达到以平抑粮价的目的。

由于恐慌心理的支配，“中家以下，争先恐后，妇女或被挤堕胎，”局面混乱不堪。看到这种情况后，朱寿镛“乃更分设女平粜所于三属公馆”，使得妇女免于拥挤之苦。同时“令各米坊评价粜米，补官办之不逮。”并紧急从湖南调运粮食，由于措施得当、及时、有力，老百姓们有了救命的口粮，情绪迅速安定下来。

“未及，湘米应机输至。秋，稻亦丰登，斗米价仅千钱。当平粜时，人众之家，妇孺分头粜米，每次积得五六升，食之不尽。至新谷既升，仍有食平粜时籴存余米者。”

在朱寿镛处置粮荒的整个应对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恶行事件，“杀人越货之行所闻殊鲜”。朱寿镛因此也得到了民众的赞许拥护，皆称其戊戌平粜为“贤长官有弥变救灾之政”。

渑池县位于河南的东西交通要冲，“前列崤陵，后据韶山。”旧时差徭络绎，百姓繁重疾苦。光绪四年（公元年），“大祲甫过，十室九空，……兵差车马如故也，陋规杂派如故也。”加之基层官员盘剥，致使“公家之徭役一，而他费十倍之。坐是，富者贫，贫者逃。荡析离居，畏役如虎。”

看到这种不良的状况，朱寿镛本着“君子为政，非徒悦民，期于善治，非徒更化，期于民安”的治理理念，在听取众人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制定“集官绅酌定包差法”，施行半年后，“邑人欢然称便”，“二百余年弊政，一旦革除，田野喁喁然，若解倒悬而登袵席。”其他邻县看到此举效果甚好，也纷纷仿办，“相率祈包差章程”。

朱寿镛所定“包差法”的主要做法包括：“每年每斗粮出钱四百文，一切号草之摊自民间者悉免焉。……一切浮收科派之弊悉除焉。又虑车马不敷支应也，……由协赈局办骡马大车十二辆，并捐款存当生息银一千两，为每年修补经费。再由民间按粮摊捐骡马十八辆、马十二匹，统交附郭农民承领，给印牒三十张，若符节然。轮流均派，由县照章发价。他若兵贡差车逾三十辆者，议由外办。……官民不交困也。”

这一“上不废公，下不病民”的改革举措实乃朱寿镛“视国事民事如家事”而为之。同时，朱寿镛也看到“或厘定未尽，或经画未周，以及异日西陲军事告竣，量为筹度酌减，是所望于后之宰斯邑与守斯郡者。”期望后来的官员能够在西部战事平息后能够再进行酌减，其爱民之心可见一斑。

在今天的苏州寒山寺藏有一件名为《寒山杯渡图》的古画，上有朱寿镛题诗一首：

记向吴门系客船，

乡心遥隔水云边。

披图旧迹分明在，

渔火江枫又几年。

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朱寿镛尤为尊神，据《清稗类钞》记载：“寿镛自幼至老，虔奉财禄寿三星，每晨焚香叩头各八十，凡二百四十。令其孙乳名一虎者，在旁记数，行之数十年。光绪时，开藩汴中，知县高锡麒以精堪舆家言自荐。朱尝召之，为相门灶，虽安一牀设一几之细，必令高指示方向也。”其虔诚如此，读来也是让人忍俊不禁！